作者：[美]欧立德

译者：青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ISBN: 9787509756904

         本书展示了一个个人化、激进的乾隆皇帝形象。作者利用大量的中文原始文献，解读乾隆生平的每一个细节，准确地还原了这位曾竭力将自己“神化”的古代帝王的真实面貌。在乾隆皇帝64年的统治时间内，中国的人口、领土和经济大幅增长。书中特别描述了面对多民族的环境，乾隆皇帝的个人抗争和政治周旋。在对这个标志性人物加深了解之后，读者对中国在十八世纪、乃至当代世界的地位的理解也将深化。原著（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于2009年由培生出版社（Pearson）出版。

序言

换一个角度看乾隆和他的时代

定宜庄

在中国，乾隆皇帝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执政时间最长，在他统治的漫长的60年中，“康乾盛世”被推至鼎盛，这使今天向往“强国梦”的中国人为之骄傲并缅怀不已。影视与文学作品中历时数十年不衰的清宫戏，更以乾隆皇帝为题材，演绎出层出不穷的足以供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故事。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乾隆朝也是清朝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史家眼中，它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开始，这种由盛转衰的契机和过程以及从中反映出的各种现象，从来都是史家关注的节点。最近二三十年，我国清史学界对乾隆帝及其所统治的朝代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仅乾隆皇帝的传记，就已经有六七部专著问世，大多数都出自治史多年、功力深厚的专家之手，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所涉及的诸多重大事件、重大议题，已经不限于乾隆一朝，而是有清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中多年来颇为关注的问题。

不过，我们手中的这部《乾隆帝》，却不在上述提及的范畴之内，因为它并非出自中国的清史学家之手。本书作者Mark C.Elliott，中文名欧立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1600年以后的中国史和内陆亚洲史，因其代表作《满洲之道：八旗与清代族群认同》，而被视为近年来在国内颇受争议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当今的中国清史学界，尤其年青一代的学者中，不知道他的人恐怕不多。但是这部乾隆皇帝的传记，却并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而是一部以英文写作、面向欧美那些对中国史感兴趣的读者的读物，是常被美国的大学作为本科生学习中国史的教材来用的，所以，它的受众群比起纯学术专著，还要广泛得多。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我曾有过颇多不解。我不明白作者为何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佳年龄，搁置起在我眼中更重要的学术研究，汲汲于这样一件对他学术发展道路未必有利的工作，何况撰写这样的作品也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吃力不讨好。而他自己对此则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在他看来，尽管乾隆皇帝是一位在世界历史中（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在中国历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在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他却仍然鲜为人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康雍乾”三世，对外国人而言，却依然相当陌生。而对世界历史来说，如果缺少了对乾隆皇帝与他的清朝帝国的叙述，则缺少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进而论道，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理解今天正在崛起的这个中国，就必须对乾隆皇帝所处的那个时代予以认真的审视。所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向欧美读者介绍这个人物，提醒人们关注这个人物和这个时代，是他的责任。我感动于他的这种责任感和为此付出的热情，这是我愿意为本书的中译本作序，并向中国学界和读者推荐这部书的原因。

本书既然是为不熟悉、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欧美读者而作，所以，尽管对于乾隆朝的种种败象，作者也有深入具体的指摘和批评，就像中国学者常做的那样，但是作者更着力的，还是向读者展示一个繁荣强盛的东方帝国，它疆域辽阔、社会富庶、经济发达、文化高度繁荣。这个帝国中最富庶的那些人控制着当时地球上最多的财富，它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效率，是其他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总之，对乾隆这个人物和清帝国，本书看来有过多溢美之词，但据我理解，这倒不是出于作者的个人偏好，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让西方读者知道，在18世纪的东方，也同样有过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不逊于西方同时代任何帝国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曾通过许多方式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并对这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指出过的。

说到这里，读者当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这部书是由美国学者向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写的，那它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有什么必要花费如许精力，将它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出版呢？

我想，首先是贯穿于全书的全球史的叙事角度。具体地说，譬如本书一开篇，就提到“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须知这并不仅指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甚至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对于这个在世界史中被视为具有独一无二重要性的“革命时代”，无疑应该将与之同时代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重要的乾隆时代包括进去，而且应该将后者置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观察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个概念在欧美学界被广泛认知的时间已经有20年甚至更长，也有一些论述早已译成中文，但在中国学界迄今鲜有回应者。我们仍然习惯于以“康乾盛世”的传统说法，以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描述它，而没有意识到，从这里入手来看待清朝，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盛衰规律来看待，才能够使我们对乾隆时代的研究有更多元更深层的理解和实质性的突破。

将乾隆朝与其他前现代帝国进行比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机械地罗列出二者的同异，它需要作者具有对这些不同帝国各自不同性质的深刻的洞察力，这样的要求对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过高，何况也不是区区一部小书能够承担的任务。但本书在这方面，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些有启发性的尝试。譬如在提到满洲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不同时，虽然也强调了满洲特性以及统治者为保持这种特性所做的努力，但也特别强调了清朝与传统中原王朝之间高度的延续性。作者注意到中原王朝的历史为满洲统治者所提供的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系统，认为这是导致乾隆皇帝不能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那样开展大规模革新的原因。这些比较，以及比较背后的思考和分析，虽然可能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还是能够促使我们换一个新的角度，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乾隆乃至有清一代的性质，分析乾隆朝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原因。

前面一再说过，本书并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书中所述乾隆漫长一生所涉的各个方面、各种问题，大多数也并非来自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采用了近二三十年来清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但更多的还是美国学者的著作。在本书的第九章中，作者将他所采纳的各种成果的出处一一做了具体扼要的说明，使这样一部篇幅并不很长的书，几乎成为美国近年关于中国清史研究的一个展示。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美国学界对于乾隆帝乃至乾隆所处时代，着重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有重要的被公认的成果，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争论，又有些什么时下最流行的议题和面向。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由于作者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费正清东亚中心的教授，多年来始终位于学术研究的前沿，近水楼台，有交流与研究之便。再一个，便是作者的概括能力了，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将这些学术成果准确地、生动地表达出来，这是作者为自己订立的目标，我认为这个目标是达到了的。第三，这也体现了作者对其他同行的尊重。然而，本书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可以为中国研习史学尤其是清史的年轻学者，提供一个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途径。这对于作者，可能是无意为之，我却认为，这是将本书译成中文的最有价值之所在。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包括史学，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必须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了解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成为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这个“国际地位”不仅包括当下，而且也包括过去，也就是历史。我觉得，力图跨越中美之间的文化障碍进行更深入广泛的交流，应该是中外学者共同的努力方向。

欧立德教授，我一直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称他为Mark。他早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时，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远赴台北和辽宁大学，攻读中国语言和历史，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口语，而且在学习满文上也颇下功夫，因而能够顺利阅读汉文和满文的文献档案。他1990年再次来京进修期间，经日本神田信夫教授推荐引见，专程登门拜见我的恩师、中国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自称从先生处受益良多，遂对先生执弟子礼，从此与我，便以同门师姐师弟相处，转眼竟已24年矣。我俩的博士论文选题相似，同样从爬梳满文档案开始，同样从研究八旗制度起步，二十余年多有过从。常言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则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扇窗，Mark于我，就是一扇可以从这里看到国际学界精彩纷呈风景的窗子。我为有这样的师弟和朋友庆幸，也祝愿他越走越好，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春，我曾为我的两名博士生开设了一门“美国中国学”课程，计划带领他们阅读一些美国史学家最新出版的英文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室几位年轻同仁得知后甚感兴趣，主动加入进来，随后又有几位其他单位的年轻学者、学生参加，于是组成读书班，相约于每周三上午在我们研究室的办公室聚会，所读作品由大家共同选定，轮流担任主讲。年轻人信息灵通、思维活跃，每到讨论时，场面或严肃或激烈，我虽忝为导师，却深感从他们那里获得的启发和教益，已经超过我对他们的给予，欣慰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这个读书班坚持一年有余，Mark这部《乾隆帝》，即是我们当年曾经阅读并认真讨论过的作品之一。此后数年，我的博士生已经卒业，我本人多数时间又在台湾或国外游学，凡着手翻译、校对以及联系出版诸事宜，都是诸位年轻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贾建飞博士所付出的辛苦尤多。如今本书中译本得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力支持并慨予出版，我为Mark高兴，也为诸位年轻的译者高兴。愿以此文，纪念我与Mark并诸君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

是为序。

2014年3月于北京上地寓所

中文版序

本书主要针对美国和欧洲的读者而作，目的是向他们介绍乾隆皇帝这样一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我所面临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欧美读者对于乾隆本人的事迹一无所知，甚至连其名号都不知晓。那么应该从何着手？

中国读者可能会感到诧异，像乾隆皇帝这样著名的人物竟然在西方鲜为人知，然而现实就是如此。可以说，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或许如今西方人对于乾隆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这并不是因为看了大量有关乾隆的畅销小说和影视剧（欧美国家通常是无法看到这些作品的），而应该归功于在很多博物馆举办的清代宫廷文物展览，它让以前对于17、18世纪的清朝缺乏感性认识的很多人了解到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品与陈设。尽管如此，中国人所熟知的康、雍、乾三代君主，对于外国人而言依然较为陌生。作为历史学者，我很难接受这种情况。我相信，人们若想要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以及思考中国如何重返世界强国之列，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与思考中国上一次拥有这样的世界地位的时期，而这恰好指向乾隆的时代。因此，我写作这一传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给盛行的“中国崛起”论提供更好的历史剖析。

这部有关乾隆本人及其时代的历史研究的目标之二，是让读者们对18世纪的中国如何适应全球历史潮流获得基本的感知。人们（甚至包括很多中国人）总是认为，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清代中国是对外封闭的。而我期望此书能够消除“长城隔阻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这一荒诞说法，并试图向人们展示，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国事实上通过诸多方式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以及某些学术领域内都很好地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我还想证明清朝在很多方面与近代早期的世界各帝国很相像（当然也存在差别），通过将清朝的扩张、王朝政策以及制度与同时代其他帝国的形成进行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清朝的理解。另外，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也必须注重中国本土的编史传统。在中国史研究中，我们主要依赖的显然是汉语原始文献，而对于清史研究而言，还包括大量满语及其他非汉语的一手文献。总之，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的历史无疑是独特的，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国情”，但我认为，在21世纪，重要的是在全球的背景下去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盲目地去重复一些陈旧的叙述，把中国置于与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

写这本书的第三个目标在于使乾隆皇帝更为人性化。乾隆统治中国的时间相当漫长，至其驾崩之时，其形象已经日趋神化。为了确保自己留给后世的完美形象和良好声誉，乾隆在世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就使得学者们很难从这种表象之下发掘出乾隆的“真实”面貌。我本人也并无把握是否可以洞穿这层坚硬而耀眼的外壳，只能尽力将我所了解到的乾隆个人生活及其性格的种种方面展现给大家。希望我的论述可以更多地表现出乾隆皇帝作为凡人的一面：非唯他的成功，还有他的缺点和不幸。

拙著英文版出版后，承蒙许多同行告知，这本书在他们给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课程中很有用。但据我所知，本书在学术界之外的传播尚属有限。因此，我非常欣慰本书的中文版本即将发行，因为这意味着我在书中所塑造出来的乾隆形象如今可以呈现给更多的读者。同时，我也预料到这会是一个要求更为苛刻的读者群，因为中国人对于乾隆皇帝及清朝历史普遍都了解颇多。所以，我必须请求中国读者对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似乎并不必要的阐释给予理解。即便书中的很多内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已经较为熟悉，我仍希望本书提供的独特视角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最后，我想对本书的译者王惠敏博士、吴玉廉博士、邢新欣博士、邱源媛博士、汪润博士以及贾建飞博士表达我的真挚谢意。我尤其要感谢贾建飞博士，他主持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并审校了全部译稿。我本人也逐字逐句认真审阅了全稿，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修改，因此，书中如果存在任何错误，责任自当由我承担。此外，我也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欧立德

2014年1月2日

英文版序

在欧洲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重要性的时代。人们所称的“启蒙时代”或是“革命时代”的“漫长的18世纪”，被认为一直从17世纪末延续到了19世纪初。在此期间，欧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已经具有现代的形式。事实上，18世纪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领域，出现了各种致力于18世纪研究的学术期刊、协会和研究中心，法国人甚至提出了“18世纪研究者”的说法。

巧合的是，同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很多方面，中国的18世纪都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二者都很漫长，且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许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是国家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1.5亿增加到了1800年的3亿多。这种人口爆炸不断冲击着整个人类与自然环境，同时，经济尤其是地区间的贸易也获得了繁荣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地区尤其如此。与此同时，18世纪也见证了国家疆域为五百年来最大、学术考据时代的来临、文化的繁荣、各种深受人们欢迎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获得了广泛发展。最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欧洲的交流骤增，中西之间还发生了首次近代的外交接触。

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期。应当指出的是，清朝的统治家族和清王朝的上层贵族是满洲人，而非汉人。满洲人起源于中国、朝鲜、蒙古和西伯利亚交会之处的中国东北边疆这一大片区域（这一地区在19世纪初期才被称为满洲）。这里及其西边的蒙古草原，历史上是各游牧与半游牧部落的家园，这些军事力量一直威胁着中原王朝的稳定统治。在公元900年至1400年的多数时间中，许多北疆部落（最著名的就是蒙古人）通过军事征服和中原王朝的政治妥协，占领了中原王朝的大片领土甚至是整个中原王朝。1368年，朱元璋重新恢复了汉人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明朝，但是其疆域并不包括北方各部族所辖之地。

直到16世纪末，满洲各部还只是一个松散的、充满纷争的联盟。但到了17世纪20年代，就已经建立起一个虽小却组织有序的后金国。满洲的首领借鉴蒙古之例，创建了一套较为发达的可以与其统率下的强大军队相匹配的行政机构，并逐步对外扩张。1636年，他们改国号为“清”。至1644年，满洲及其同盟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他们横扫了日趋羸弱的明王朝，占领了北京城。满洲统治者认为他们的军事胜利足以证明其乃受自天命。他们宣称拥有对汉人领域（即中国）的主权，清朝应当被视为正统王朝。这一观念虽为多数人接受，但绝未被所有人接受。作为一个人口数量远远少于汉人的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凭借其杰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的有机结合，打造了世界史上一个伟大的帝国。

这一帝制大业在中国“漫长的18世纪”中达到顶峰。由于中国直到20世纪才广泛使用公元纪年，因此，中国人称颂这一时段为“康乾盛世”。“康”指的是康熙皇帝，是1662～1722年间的清帝年号。“乾”是乾隆帝（1711～1799）的简称，他是康熙皇帝的孙子，也是本书的中心人物。乾隆帝是清朝第六位皇帝，1736～1795年在位，统治清朝达60年。乾隆于1795年退位，但依然在幕后维持着统治，直至1799年去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他掌权的时间超过了历代的所有皇帝。今人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从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一直统治到2024年，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如同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或路易十四（Louis XIV）那样，乾隆帝也驾驭了他的那个时代。他的品味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意识，他的年号则定义了这一时代的风格。乾隆还像伊丽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四一样，非常关注并竭力以其认为的最好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他的声名享誉世界：在18世纪欧洲颇为权威的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看来，这个满洲帝王接近于真正理想中的哲学王（philosopher-king）。乾隆对他多达30余卷的个人文学成就和为他赢得“十全老人”雅号的军事开拓感到同样的自豪。“十全老人”这个雅号为乾隆本人所起，它表明乾隆很喜欢自夸，同时也很自负（乾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还是画像最多的帝王）。

但是，乾隆对近现代的中国可谓功不可没。在乾隆统治期间，帝国领土为数世纪中最大，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基本疆域。根据乾隆的天下观，清朝把从蒙古到喜马拉雅山脉、从鄂霍次克海到巴尔喀什湖的大片地域都并入了清帝国之中，乾隆对这些地区说不同语言、持不同信仰的臣民实行了仁慈而公正的统治。他积极地推进农业发展和地区贸易，促进了一段时期内的繁荣昌盛。国内经济蓬勃发展，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其中最富庶的一些人控制着地球上最多的财富。文化事业兴旺发达，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出版过这么多的图书。出自乾隆帝国各画坊、窑场和作坊的佳作不仅装饰了清朝的宫殿和豪宅，而且，甚至迄今仍为世界各博物馆收藏，并成为拍卖行的精美拍品。中国也是当时的一个国际贸易大国，直到21世纪，中国才再次享有了这样的地位。

乾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令人吃惊的是，至今竟然没有一本有关他的英文或是西方其他语言的传记。出版于1971年的康无为（Harold Kahn）的名著《帝王眼中的君主统治》是唯一一本有关乾隆的专著，本书有关乾隆的论述从中受益匪浅。不过，终究说来，那本书并非一本传记，正如康无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我们永远都不能真正了解这个帝王。我们只能从不同镜像中窥见他的不同形象，而无论是在哪个镜像中，这个帝王的形象都遭到了扭曲。但我们并不知道哪个形象才是真实的乾隆。

在本书中，很多论述都涉及乾隆的形象塑造。但是，在康无为的著作出版后的38年间，笼罩在乾隆身上的表象正逐渐被层层剥离，这就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他的真正面貌。大量清朝的官方档案向世界各国学者开放，已经在学术界激起了研究18世纪历史的热潮，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学术发展趋势和经济变化。我已尽量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在了本书对乾隆及其时代的论述之中。我所依赖的主要是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自1987年以来，他们已经出版了十余本有关乾隆的著作。在本书后面对参考书的说明中，我列出了这些文献来源和补充读物。乾隆是世界历史上最值得关注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自始至终，我的目标一直是提供一部简短、准确、真实的关于他的介绍性作品。

像所有的作者一样，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应该感谢很多人，尤其最应该感谢那些对我而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述的作者们。这些学者的名字都列于本书后面的说明之中。在这里，我只表达对几个人的感谢。首先必须感谢建议我撰写本书的Donald Sutton，感谢Longman的编辑Erika Gutierrez和Janet Lanphier，以及Pearson的Charles Cavaliere长期以来对我的耐心和鼓励。我还要感谢几位读者，他们的意见促进了本书的改进，并减少了我的错误。他们是：R.D. Arkush（University of Iowa），Jonathan Dresner（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Huaiyin Li（University of Texas），Creston Long（Salisbury University），Mark W. McLeod（University of Delaware），David K. McQuilkin（Bridgewater College），David A. Meier（Dickinson State University），Daniel Meissner（Marquette University），Louis Perez（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Lisa Tran（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John A. Tucker（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就个人而言，我首先想在这里记录下妻子和儿子所给予我的大力支持，此情此爱，无以偿还。我要特别感谢高士达（Blaine Gaustad）、张勉治（Michael Chang）和Dorothy Elliott，他们通读了本书的原稿，并给予我详细且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还有Rena，她总是能够确保我的工作空间。我的谢意还要献给帮我提供插图的Peabody-Essex博物馆的Nancy Berliner，以及张勉治、Bennet Bronson和Chuimei Ho，他们允许我在本书第四、五、七章使用他们翻译的乾隆之话语。本书其他的汉语和满语翻译均系我本人独立完成。文中如有任何翻译、事实和解释方面的错误，责任当然由我承担。

欧立德

列克星敦，马萨诸塞州

（摘自：http://books.ssap.com.cn/MallStore/Store_BookContent.aspx?f_Id=C74028FCD54FC7A64741ADA9E6F5A6EB，2014-4-30）